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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靜宜:毛主席是怎樣對待個人崇拜的?

來源:《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   作者:謝靜宜

 

毛主席是怎樣對待個人崇拜的?

謝靜宜

    謝靜宜作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人,親身經歷了許多事情,在毛澤東去世多年后,她終于開口說話了,近日出版《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披露了毛澤東一些往事。下面是她的一個回憶:

    個人崇拜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既有人民群眾對領袖出熱愛,又有人民群眾對領袖的迷信,這兩種感情往往伴生在二起,不好加以區分。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態度,都是不科學的。

    據我親身感受,我覺得毛主席對這個問題采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

    毛主席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在長期、復雜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誰“樹”起來的。

    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一旦察覺,他的態度是明確的。19667月的《致江青的信》;196712月的《關于湖南省1216日韶山鐵路通車報告的指示》,他對“絕對權威”、“大樹特樹”的提法和說法作了批評;19694月九大召開之前,他對黨章寫進“三個副詞”(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不贊成的態度;1970年他與斯諾的談話;同年他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以及以后他對“降溫”的指示等等,都有黨內文件可以證明。對“文革”中發生的不正常現象,他是堅決反對的。

    自1966年紅衛兵大串連,第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出現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樣式越來越多,像章越來越大,質量越來越高,工藝越來越精,很多人搜集的范圍越來越廣。

    這股風也刮到了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許多精致的像章,夾在幾個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樣,大概誰也沒有拿出來讓毛主席看過。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來潮,拿著自己的像章冊,得意洋洋拿給主席看,想讓他也欣賞一下。萬沒想到自己討了一個沒趣。當時,我剛掀開冊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過頭好奇地瞟了一眼,發現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時,面部立即變嚴肅了。我看得出來,主席不高興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老人家這樣的臉色。

    我緊張了,隨即合上像章冊,退后一步。主席說話了:“把它給我。”主席伸出手來。

    我沒有意識到這像章后面嚴肅的政治問題,只是從感情上理解這件事。我說:“我不給你。你要是給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這么好,是很長時間才積攢這些呢!”

    這時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主席接著問:“其他人也有嗎?”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還多。”

    主席的臉色又變得嚴肅了,厭煩地說:“真怪,對這個東西,人們像集郵票似的那么感興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嘆地說:“這是多大的浪費呀!”

    我離開了主席住處后,把這一情況報告了汪東興。后來,做像章的熱潮逐漸下降,我也對搜集像章失去了興趣。

        1967年以后興起的“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二做“忠”字操,帶有濃厚封建迷信、形式主義、唯心主義的做法,主席是不知道的。后來當我在無意中談起這些事時,主席說:“荒唐!”他皺起眉頭,陷入沉思。

    “紅海洋”從各種建筑物、各種場合發展到了自行車上掛語錄牌。19685月,我發現愛人的自行車上也掛了一個小紅色的金屬牌,上面有主席語錄。我注意了一下,發現大街上幾每輛車上都有語錄牌。有一次我告訴了主席。主席說:“告訴小蘇,不要掛了。”

    我說:“不行啊!大家都掛,他不掛怎么!街上有人干涉,不掛不讓走。”主席感慨地說:“這么厲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

        1969年九大開過后,我和警衛團副團長張榮溫到北京市委辦的學習班開會,地點在海運倉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分批,我和張榮溫輪到第二批。進食堂后,桌子上剩飯菜狼藉,可是卻要先念語錄,向主席“請示”,十分荒謬可笑。

    我和張榮溫都感到十分別扭,但當時又不能公開反對。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為零星人員逃過這套儀式。

    后來,我把這個情況,以及看到有些食堂開飯時賣飯人與吃飯人互念語錄的做法都告訴了主席。主席聽后,非常生氣,厭惡地說:“這是什么人發明的?”類似這些情況,聽說主席身邊的同志也向主席反映過。

    蘇延勛在基層聽到一些辯論,是關于毛澤東思想能否一分為二的問題。當時絕大多數同志認為不能一分為二,也不應該這樣提,而少部分同志認為毛澤東思想也應該一分為二。我問主席誰是對的,主席說:“你告訴小蘇:我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也應該一分為二,少數同志的意見是對的。”

         1967年冬,我對主席說,林副主席說主席思想是當代馬克主義的頂峰,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像主席這樣的偉大領袖……當時我是特別贊成這幾句話才說的。可是主席問:這是林彪說的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主席深思了一會兒又說:“什么我的話就成了最高指示,難道中央的指示不叫最高指示?我一個人說的話就成了最高指示?!”主席生氣了。

        1968年春,我向主席談起在工廠聽到有人編的快板“毛主像掛中央,毛主席語錄貼兩旁,抬頭看見毛主席像,心中升起紅太陽”時,主席不高興了,說:“到處都掛我的像,連戰士的宿舍也掛我的像,我去散步時發現的,我問他們:‘你們敬的是什么神呢?’”

    以后,主席兩次發出“降溫”的指示,對“天才論”、“唯心論的先驗論”作了理論上的批判。對“四個偉大”(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三個副詞”(即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表明了他的否定態度。這股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狂風得到了遏制。

    這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和歷史的教訓,留待歷史學家和后人去評說吧!我作為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之一,是歷史的見證人,我有責任為永遠沉默的老人家說幾句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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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自:http://www.hswh.org.cn/wzzx/gsyz/lxff/2017-02-27/42849.html- 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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